刘奇：“快文化”之殇

  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著有《刘奇文丛》六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称奇。短短30多年，几亿人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快”慢慢的变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所有的领域的价值标杆，成为一种浸透我们正常的生活的文化现象。人们都在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来不及感动。尽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人们额手拭目：“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发于群体共鸣，成于价值导向。“快文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多种因素的凝结、多重力量的聚合。

  一是“穷怕了”的求变心态促使“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陷于集体贫困，尤其是“三年饥荒”，成为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阴霾。今天，祖祖辈辈的贫困链已经打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吃不饱的现象基本杜绝。但“饿怕了”、“穷怕了”的心理却挥之不去，加上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没富起来的人似乎担心哪一天一夜之间温饱又会成为问题，而富起来的人似乎担心哪一天自己挣得的财富会一下子付诸东流，于是，当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开阻碍发展的“水泥板块”时，“终于逮住机会”的人们，就拼命抢时间，争速度。一度亚健康遍及社会，过劳死屡见不鲜。

  二是国际比较差距牵引“快”。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自我感觉良好，当时一个普遍的心态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要求我们去解救，有那么多人不如我们，自己当然很幸福。国门一打开，顿时傻了眼，当大多数中国人想求一辆自行车而不得的时候，美国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停着两辆汽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百姓急了，政府也坐不住了，赶紧追赶，参照坐标即为发达国家。这种追赶，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更多地涂上了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快”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由于差距过大，别人还在继续赶路，短时间接上轨绝非易事，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去追赶。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爱斯基摩结构，这种“快”就类似于爱斯基摩结构中拉雪橇的“力狗”，拼命追赶，越跑越快，越追不上，越要加速。

  三是现代科技传导“快”。欲望、技术和智慧构成了现代哲学最基本的话语体系。技术是实现欲望的工具，现代科技则是“快”的翅膀。美国一位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他认为，在源代码、搜索技术等十大现代科技的传导下，这样一个世界慢慢的变小、越来越平、慢慢的变快。科技的传导，使天涯成为咫尺，大家互相看着比着，谁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谁就可能被这个时代淘汰。于是，你追我赶，唯恐落后。

  四是不断吊高的社会胃口推进“快”。马斯洛理论表明，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求滋生出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人们共同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了就是幸福，后来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却变成无数个。人们现在的兴奋点是要千方百计地赶超别人，不是求更好，而是求最好。动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再不济也要弄个区域第一，无节制地扩张欲望，超现实地盲目追求，导致发展越快，攀比越严重，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越强。

  五是政绩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当官要趁小”，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为了赶上当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无限的，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无限向上的资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突击队”，千方百计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吸引领导眼球，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先整几个“地标建筑”忽悠一下。更为可怕的是，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求速度，导致所说的“王八蛋工程”屡见不鲜，不仅一般的道路、桥梁、楼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军事建筑，飞机场、火车站有的也一样弱不禁风。一项研究表明，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进GDP快速增高。“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工程，才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为子孙谋，没谁看得见，或被视为无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六是“日新月异”的价值标杆催生“快”。“日新月异”是汉语词汇中形容变化快最常用的修饰语。现在说哪个地方日新月异，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日新月异”已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审美判断的一个标杆。一些地方对下面的要求是两个月组织一次检查，只看新项目、新成绩，旧的不看，逼得下面只好不顾一切造新的，变着花样出政绩。这个标杆有两个核心刻度，一是“新、异”，二是“日、月”，前者强调发展的状态，越新越异越好，后者强调变化的时间，越短越频越好。在这种度量标尺的丈量下，一个个标新立异的事物在短时间之内应运而生，进而演化成集体时尚。比如，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想搞出一个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结果中国成了世界奇形怪状建筑物的试验场。中国城市不仅比赛长“胖”，竞相扩张地盘，还比赛长“高”，摩天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日新月异”的价值预设还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求统一而废个性，追逐新而忘记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异，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忽略了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基因，但在当下“快文化”的冲洗下，已是凤毛麟角。城市一样化，集体无个性。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新月异”一旦成为工作标尺，人们就可以对制定的规划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甚至否定历史从头再来，导致“规划”成“鬼话”。在中国历史上，推倒重来的折腾差不多就是中国王朝更替的规律。

  七是动力机制失范盲目“快”。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不该快的快，该快的不快。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个前沿科技方面，这三大技术我们与世界相差甚远，本应快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却没能快起来。相反，不该快的，快得惊人。近几年出现的“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二是“圈钱”，利用股票市场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资本不翼而飞。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业掠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项目。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甚至出现“无机可飞”的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斥巨资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在动力机制失范的情况下，许多狂想都会出现，许多狂“快”都会产生。

  今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场域内，人人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快”是一把双刃剑，合乎规律、不越边界、遵循科学的“快”能指向天堂，反之，只能把我们带向相反的地方。这是由“快文化”的特性决定的。

  一是加速性。媒体报道，英国怀斯曼教授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调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人们步行的速度加快了10%，大街上到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跟物理学上的加速度原理一样，在社会学上，发展中的事物一旦失去约束，就如同物体之间失去摩擦力，也会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发展态势。

  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大环境下，“以快论英雄”的畸形偏好被社会普遍接受，“快”意味着一切，只要能快，就是本事。导致一些人在追求“快”的道路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顾后果。这种超越规律的加速，就像一辆疾驰的列车，想减速都很难，更不要说停下来。《宣言》里有一句话：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可以用来解读快文化的加速性带来的后果。

  二是省略性。一味图快，只求结果，只能省略过程。朝为田舍郎，暮就想登天子堂，做任何事都巴不得一步登天。一些酒厂，省略窖藏甚至酿制的过程，用工业酒精与化学药品勾兑，十年的味道，甚至百年的味道，十分钟即可搞定；一些项目，不顾物理反应和化学变化的基本时间要求，压缩工期，偷工减料，导致工程频频出现。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对媒体感慨：他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里。“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人打算做的。”大前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省略过程的“快”一旦成为文化，社会自然会弄虚作假，破坏程序，不讲规则，少劳或不劳而获。这是眼下中国人心浮气躁的源头。

  三是裹挟性。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同化力和裹挟性。快一旦成为文化，便形成“漩涡效应”，不管你该不该快，能不能快，愿不愿意快，不管你是工、是农、是学还是商，统统把你漩入其中，想躲都难。不少孩子希望家长是“富一代”、“权一代”，这样可以一步跨过二十年，学生中比阔拼富，从幼儿园到大学普遍存在；一些研究者为了快出成果，移花接木，不“论”而文，此风已泛滥成灾，逼得评审者不得不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检测真伪。快文化的裹挟效应，导致跟风盲从，人人不必思考，不愿思考，不想思考，也来不及思考，社会以顺潮跟风、随波逐流为能事。一个不善思考的社会，不知会滑向哪里？

  四是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行为到心态再到制度。“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只是在做某事上求快，随着一个一个快速行为的累积，人的心态渐渐也发生了变化，不管做什么事，都想方设法快一些，再快一些，形成事事争快的定势。这种求快的心态又逐渐由己而人，推而广之，“快”不再只是隐匿于人们心中的自我节律，而是登堂入室，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管理和治理的硬性约束。翻看近30年的规章制度和各地领导讲话，不难发现，各种“快”的表达词汇步步升级，一个比一个给力。第二，从单项到局部再到整体。一开始只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单项工作，进而就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直到流布整个社会，形成浓厚的“快”的氛围。现在，吃的是快餐，喝的是速溶饮料，学习是速成班，就连爱情也追求速配、闪婚。第三，从物质到精神再到文化。“快”最初的表现形式多为物质性，比如项目的快速推进，经济增长的几何式递增；渐渐地，这种“快”浸润到人的大脑，进入精神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财富时绷紧神经，只争朝夕。谁快谁就可能先富起来，谁快谁就可能先提上来，一部分人的自觉行为慢慢演绎成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生活样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

  一种文化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人的大脑，又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不及早防备，就会出现“温水煮青蛙”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风险源是维护社会和谐需防范的四大风险源（其余三个是经济风险源、社会风险源、政治风险源）中的最大风险源。

  五是非理性。置身在“快文化”的氛围中，就像“身在庐山”的观者，看不清本来面目，再加上对发展的饥渴和崇拜，人们对“快”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色彩。只琢磨快的速度，不考虑快的结果；只琢磨跟风赶潮，不考虑是福是祸。早在2005年，全国就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至于什么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具备哪些条件，则考虑的不多。全国目前耗费巨资建有各类主题公园3000个，只有10%赢利，20%勉强维持，70%亏损。

  六是变异性。在通常情况下，快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古今中外对“快”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结果会发生质的变化。一块石头扔到水里会立即沉下，但如果改变它的运行速度，它就会浮在水面疾驶。《孙子兵法》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在社会学上，不当的速度也会导致质的变化，使结果南辕北辙。“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是古人经验的总结。曹操急于成就统一大业最终败走华容道，拿破仑急于进攻俄国遭遇另一个滑铁卢。我国解放初期的“极左冒进”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本来人们追求“快”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幸福指数，但现实中，人们发现，GDP的快速增长反而与内心的幸福感背道而驰。更令人担忧的是，快文化使社会上一些人中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动辄恶言相伤，拳脚相向，甚至动刀子、泼硫酸，更甚者雇凶杀对手、杀朋友、杀父母。

  “快”有规律，“快”要适度，“快”须顺势。当快不快，必生懈怠；不当快而快，必受其害，结果会背离初衷，适得其反。

  当“快”成为一种文化，其影响和作用就远远超出了“快”的应有之义，成为与“科学发展”相背离的一种社会现象。“快文化”亟待消解。

  首先，应弄清为何而快，为谁而快。《旧唐书》里有一句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毫无疑问，“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人”，是“百姓苦乐”。“人”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求“快”之道，必须围绕四个“人”字展开。

  问题一：是不是为了“全体人”？在快的急行军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人。决不能只顾自己跑得快，而将一部分人甩掉不管。

  问题二：是不是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质产品，又要精神产品，还要政治产品。只顾物质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经济人社会”，物欲横流，人多趋利；只顾精神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乌托邦社会”，虚无缥缈，空中楼阁；只顾政治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政治人社会”，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颇的快都是毫无意义的快，关键要看这个“快”是否扣紧了社会价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是否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

  问题三：是不是为了“多代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不可谓不快，但当中也存在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透支。如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形成的自然风景遭到破坏，很难修复；如污染环境几代人受害，过度消耗资源与子孙争饭吃。因此，求“快”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问题四：是不是为了“具体人”？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为人民服务”，“文革”时喊得最响，人人胸前都挂着这个牌子，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谈服务。任何一项政策的设计都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省略主体、虚化主体、空喊口号。

  其次，应在制度层面予以规正和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只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猫黑猫都是好猫。这在特殊时期的正效应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问题，给“快文化”的滋生、发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须从制度上予以规正和约束。

  一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成功走过两步，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赛程过半”。可以说在“量”的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在“质”的问题上，存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本主导劳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今后，要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如果仍然坚持“以快论英雄”，那么转变发展方式注定是一句空话。所以，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评价考核制度，把快文化装进“笼子里”，让快文化在规定的边界里运行。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应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和考核内容，比如再也不能单纯“以快论成败”，而要以好为先，好中求快；再也不能老盯着GDP，而要关注HI（幸福指数）和HDI（人类发展指数）；再也不能把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涉及民生和公平的数据搁置一边，而要作为预期性甚至是约束性指标硬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对不同地区的考核要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尤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要求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行为发生。

  三是分类指导。国家虽然已经在总体规划中制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大主体功能区，但是多年形成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惯性，仍在“激励”着我们不少的干部。没有条件为什么要硬上呢？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硬来呢？各级各地在规划和部署工作时，需要的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

  四是以“科学文化”取代“快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全部内容的“科学文化”就是消解“快文化”最好的钥匙。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只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大容器”，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穿上“科学发展”的外衣，就算“科学”了。事实上，这种语境下的所谓“科学发展”只是贴上一个“科学”的标识，形式“科学”了，内容上依然故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把科学发展观由“大容器”变为“过滤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到里面过滤一下。

  再次，进入小康时代应提倡慢生活。印第安人有一个观点，肉身和灵魂脚步的速度有时是不一样的，肉身走得太快，会把灵魂走丢。按照他们的信仰，如果连续三天赶路，第四天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天，以免灵魂赶不上匆匆的脚步。中国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学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老庄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蕴涵的是遵循自然节律的哲理。中国人请人吃饭，爱说“慢用”；吃完饭送客，爱说“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语，“慢”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

  一应合理引导社会需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谚语，“疾驰的快马往往只跑两个驿站，从容的驴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国也有一句颇为相似的谚语“蒙蒙细雨能持久，暴风骤雨一扫即过”。这些谚语表明一个道理，慢些，就会更快；慢些，就会更远，决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应让社会成员的胃口疯长，不能什么都要跟国外比，应冷静地面对美国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的现实。每个国人都应明白，“坐在宝马里伤心地哭”是假幸福，“骑在单车上会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种媒体应切实担负起修复大众审美偏离的责任，引导社会理性客观地追求，不能只讲述功成名就后的风光无限，而应更多宣传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艰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个案大肆渲染，而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凭借规定动作稳扎稳打的平凡百姓；不能只把镜头对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城市，而应更多地聚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

  二应创造慢生活的宽松环境。一要建立并落实休假制度。美国总统每年都有法定的假期，《圣经》上说，上帝在第七天也是要休息的。我国虽然也规定了休假制度，但是真正执行的寥寥无几，大家最缺的就是时间，除了忙还是忙。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一定要把休假制度作为一种常设制度并坚决执行。二要发展适合慢生活的舒适环境。目前全球共有25个国家140个城市建立了“慢城联盟”，加入“慢城”必须符合世界慢城联盟规定的“七大标准、四大前提、八条公约和五大行动准则”。他们共同的图腾是蜗牛，慢城里的汽车限速为20公里，植物禁用农药化肥。我国目前仅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联盟。三要营造慢生活的氛围。意大利一个慢调生活组织提议设立“国际慢调生活日(SLOWDAY)”。记者卡尔·奥诺雷向美国国会建议将每年10月24日命名为“官方无手表日”，号召人们扔掉闹钟和手表，找回那些被工作挤占掉的业余时间，寻求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充分享受自由，享受高科技文明的便利，而不是做时间和技术的奴隶。

  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兴起，这是被“快文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做出的行为反弹。如果说温饱时代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那么在“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成了问题的今天，再不顾一切求快，只会徒增社会病，降低幸福感！

  ■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在当下“快文化”的冲洗下，已是凤毛麟角。

  ■“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省略过程的“快”一旦成为文化，社会自然会弄虚作假，破坏程序，不讲规则，这是眼下中国人心浮气躁的源头。

  ■在通常情况下，快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但是超越限度的快，结果会发生质的变化。